二十世纪50年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统一”，“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都是构成50年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国家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它对全社会的“统合”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宏大的词语下被高度简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50年代新国家是怎样进行社会“统合”，如何实现高度一体化的？
本文所称的“统合”，是指建国初新国家依着某些重大理论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
笔者之所以对“新中国在50年代的社会统合”这个问题抱有研究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如笔者这样的一代人都是50年代初出身的，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很自然的“关切”，可是我们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年代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是一般性的知道50年代的那些历史过程，也知道用于描绘这些过程的语汇和概念，但是我们对于更具体的操作层面或“行动”的层面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所知甚少，而那些方面，对中国在50年代后的历史进程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近年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历史学的研究还很少，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上世纪50年代历史可以不再仅属于政治学，也应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历史学研究强调资料，现在已开放一些档案资料，更兼之出版了一些个人回忆录，使50年代历史的研究已具备了初步的条件。
近二十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
我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利用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并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研究“50年代社会统合的问题”。当然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资料可以利用，可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有关档案资料，一是开放不够；同时，那些档案资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对一般民众的思想、生活，感受等等，反映不多。即使有所反映，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的限制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见到普通人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
在毛时代，曾经有过一次集中性的对普罗大众生活史的群众性的写作运动，那就是从年自上而下发动的“写三史”的活动：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史），街道史，家史，或者可以统称：“忆苦思甜”活动。在这之前，还有40年代后期，在解放军中进行的和在建国前后在土改运动中推行的“诉苦”。只是这类写作和口头表达，有不小的局限性，第一，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行为，都是着眼于服务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例如：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在形式上，还有新发展，例如，从“诉苦”，发展到“吃忆苦饭”；第二，毛时代的所有的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它的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就设定的。这就是年前是“苦”的，现在是“甜”的。
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小人物”的回忆录，情况则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些回忆录的写作都是个人行为。其次，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开始的那场社会大变动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影响，而过去我们在研究50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时，对这些问题往往是不重视的，我们对社会大众的生活、命运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
回忆录能否作为单一史料来使用，其史料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单纯利用回忆录来做历史研究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结合其它资料，以及不同回忆录之间的互相印证，回忆录还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的回忆录。本文使用的15本回忆录都是非文学性的出版物，我没有经过特意的挑选，是随机性的，这15本回忆录，除个别外，出版后都没有引起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它们大多都是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一些，我判断是通过“买书号”的形式自费出版的，因为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小，这些文本同样也经过了出版社的审查。在这15本回忆录中，有3本是自印本。这些回忆录都是作者对他们一生生活的回忆，但都有一个主线，这就是从个人和社会底层的角度，对50年代初期的生活经历给予较多的叙述，重点反映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响，虽然都是个人的叙述，但可以和其它历史资料互相印证。
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文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地区包括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15本回忆录中有14本是个人回忆录，也有一本是多人回忆的合集：
1，吴文勉：《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江苏、黑龙江。
2，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吉林。
3，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年6月出版，反映地区：上海、北京、湖北。
4，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年8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辽宁。
5，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作家出版社，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湖北。
6，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辽宁、黑龙江、甘肃。
7，陈星：《风雨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甘肃。
8，记实文集《二十一年》（上、下两册），作家出版社，年6月出版，是一批在云南省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21年的右派幸存者回忆录，反映地区：云南。
9，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年10月出版，反映地区：安徽。
10，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河南。
11，郑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国青年出版社，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
12，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西藏，四川、贵州。
13，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嘘一两声》，自印本册，年印行，反映地区：湖北。
14，许岳林：《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自印本，年2月印行，反映地区：浙江。
15，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年6月印行，反映地区：河南，湖北。
上述回忆录的共同的特点是：
1，14个人是亲历，只有1人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主要是根据他的父母的回忆来写他的“家族史”。
2，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会名流。
3，作者中有4个大学生，其中2个是在新中国的大学毕业的，其他多数人是小知识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军人，后两类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过长期的自学，才能写书的。
4，只有1个人在年前在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及军队工作过，是低级人员。
5，多数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
6，回忆录作者的绝大多数都在50年代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并在年被打成了“右派”，但导致他们成为“右派”的原因和50年的社会统合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这就是新国家对“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的高度要求。
本文就以这些回忆录做参照，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探讨以下5个问题：
一、新国家以不间断的“运动”作为统合社会的最重要的方法
15本回忆录的作者都对新中国的诞生表达了欢欣鼓舞之情，从他们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在建国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后，新社会的基本面貌就形成了：社会秩序井然，党和国家及其领袖的权威已完全确立，工农地位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已经认识到必须转变思想和立场，长期接受改造，工农商学兵都明白应在一切领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等。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逐渐成为了新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谈到5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所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并且都程度不同地留露出对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惊惧的情绪，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新国家和新社会的拥护者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后就成为社会统合所打击的对象？新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和社会统合的关系是什么？
笔者认为，过去仅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认识政治运动，是不全面的，从50年代的历史看，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基本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新国家以“阶级论”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准，突出强调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的政治历史的背景与对党和国家政治忠诚的关系，由于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的政治行动的效力巨大，在毛时代的近三十年里，它不仅是一个主宰性的思想意识，更成为一种固定化的分析和治国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手段就是“搞运动”，其方式有别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主要是依靠专门机关的镇压，用肉体消灭和大规模监禁和流放的方式镇压异己力量，形式上还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中国则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成立临时性的领导运动的机构，制定临时性的条令和法规，以党组织为核心，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大规模发动群众参与，形成巨大的社会氛围，用群众运动和公安机关相结合的方式，打击、震摄和镇压敌人，以达到运动预期要完成的目标。对斗争对象，以教育、感化、改造为主；以镇压为辅。
“搞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常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为建国后的一种路径依赖。借助于政治运动，可以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现积极分子，建党、建政、建基层组织，在全国广大人群中通过组织“阶级队伍”，区分敌、我、友；第二，“搞运动”之便捷还在于：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铺天盖地的强力、快速的攻势，以达成革命的目标。（
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年，党的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阶级和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中，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和组织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成斗争对象转变思想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暴力，带有明显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分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分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对之采取严厉的惩罚或改造措施。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内容是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即被“管制”对象都是“戴帽”的“地主”、“反革命”、“坏分子”等，依照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许多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并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在建国初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已离开家乡在外地读中学，以后又考入华中农学院的中专部，但是他家乡的乡政府拒不同意为他“转户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细崽子”，“应留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以后当地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写信给华中农学院，要把他带回家乡，充当“地主”。这种现象在50年代初并非个别，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
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户，人口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人，共管制了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它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人，一律管制。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人。裴家营、梁王、王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这在50年代初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曾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
年上半年，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这是面对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破坏活动，新国家对敌对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发起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清算斗争。“镇反”运动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也教育、提高了群众的“对敌斗争觉悟”，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对于镇反运动，在这些回忆录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态度都是表示拥护。回忆录的作者李蕴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为配合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列队去到镇反处决现场，亲眼看到反革命份子应枪声倒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对此场景还记忆犹新。回忆录另一作者吴文勉原是无锡永泰丝厂的工人，年为躲避“抓壮丁”，全厂男工，包括50多岁的老工人，都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建国后，他们都清一色成为“反革命份子”，而作者为了找靠山，在别人劝导下，还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并在工友中发展了10个人，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活动，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作者前后只做了“中统”特务1年，建国后在北大荒却改造了25年。他的经历说明，50年代初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鲜明的清算的性质。
二、共产党内的纯化是重中之重，对肃反运动偏查的批评往往带来严重后果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有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内部清理“异己分子”本身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执政党对党内的统合的问题更加重视，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党员的阶级出身的问题尤其重视，在50年代，党内清理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党员和原南方地下党，它的背景之一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党员和对非主力武装的歧视，以及毛对党的“纯化”问题的强调。
《二十一年》等回忆录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为什么建国后原中共地下党员都普遍被打击？现在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国后清理中共地下党，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项全局性的行动，南方的情况更加严重。
年3月18日，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罗申通报情况时说：
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
年，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董必武也向苏联大使罗申说：
在清理过程中，尤其对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
这就是建国后原地下党同志被重点清理的思想背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纯化观”还夹杂着地域和宗派观念的消极因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许岳林在建国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就是因为对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而被列为“肃反”对象，以后还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县的原地下党干部，自山东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到来后，都被免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南方各地的地下党被打击，原负责人被清理是普遍现象。云南省原“边纵”、地下党的县团以上干部被整掉余人。中共广东地下党在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1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大多被视为是“可疑分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至于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曾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分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相比之于南方，北方是老区，解放的早，更重要的是，40年代原华北地区的地下党是受彭真，刘仁领导的，被认为是在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上的，因此，华北地区的地下党员，很少受打击，建国后都受到重用。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分子入党则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较大的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昨夜风》一书的作者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以为国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义”，由于是少东家，受父母影响，对自家的产业过于关心，不久就被党内除名，以后虽担任了长春市工商联秘书长，但在“五反”运动中就受到冲击，年又顺延成为“右派”，这说明执政党对于党内的异己游离倾向，绝不手软。
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党机关）和“中层”（政府机关）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夏——年12月底，分四批进行，前三批参加运动的共61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一点四。
-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是，罗瑞卿在年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所以，还在年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一年后，果然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曲，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很好，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
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
新国家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