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东吉，号野骆驼，繁昌世家子弟也。幼承庭训，诗文有序，本以文成，然时局板荡，弃笔从戎，远赴西域，职以虎贲，警卫辕门。值原子弹爆，公无畏艰险，扈从首领，急趋现场，集采数据。
解甲归乡后，初辟繁昌令史，继以参*，与知*事。遂左迁江谭府，授参*丞史，再拜府内典史。致仕闲居未几，有江谭巨贾慕名相邀。公乃以身入，襄理商务，提督商事，亦为一时佳话。
公其沧桑，少以文长，身为虎贲。壮得从*，乃以商成。无为歧路，何几唏嘘？然公为城中尽说者，实为诗文。其诗《江南江北》，气势磅礴，道尽沧桑。江城人等，争相传唱。无问曲水流觞，亦或广场舞孃，每为不得见东吉俊朗，黯黯乎神伤。
公之行文，犹如其人。不拘寻章摘句，不屑老雕虫技。未必兰郁芬芳，辄以思虑见长。古之希腊，乃有诗人，吟游四方，谓以吟游诗人。陈公东吉，与其同也。其诗文忧国忧民，常见屈子“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之悲悯情怀。
今以其旧作，非诗非词，报告文学，背书其人，佐之证之。
——题记
变调的秧歌
原作：野骆驼
校对、编辑：吴真
楔子
。盛夏。
8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一条举世瞩目的新闻：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中稻放出一颗惊人的大卫星——在一亩零三厘的田里共收干稻斤13两，平均亩产斤9两，创造了水稻亩产的惊人记录。
报纸同时配发题为《向安徽人民致敬》的评论：“东方红三社的同志们创造了水稻亩产的最高记录，这是我国人民的大喜事。……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出钢铁、出粮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文章见报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大小报刊，各省、市、自治区*委的报纸、电台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转载或播发。中外记者、专家学者、解放*指战员近万人次云集繁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女神》而著称于世的中国诗坛泰斗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更使繁昌人引为殊荣。
历史上，有两个日子使繁昌县遐迩闻名。其一，年4月21日，人民解放*“渡江第一船”率先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国民*繁昌江防，百万雄师由此以排山倒海之势，挥戈南下，直捣南京伪总统府，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其二，就是年8月19日，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柯冲生产大队中稻亩产斤特大卫星发射成功，震惊国内外。
几十年后，如果说，第一个日子是祖国母亲授予繁昌人民胸前的辉煌的勋章的话，那么“四万三”则是繁昌人心头一块淤血的疮疤。
几十年后，可以说，繁昌人民既有足够的理由露出自豪的笑靥，也同样有充足的勇气回眸难言的往事。
上篇：昨天的太阳
1、位于峨山脚下的柯冲村，似乎注定是古老和现代神话的发祥地。
出了繁昌县城南门约一公里处，便可踏上当年的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柯冲队的土地了。这是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地方。
相传南宋末年，这里有柯氏二兄弟相依为命，利用山脚下质地优良的瓷土开办了瓷窑。在一个雷电交加之日，瓷窑发生了大塌方，窑工们扒开残窑一看，顿时为之愕然，那一叠叠半成品匣钵鳞次栉比，排列得酷似一条巨龙缠绕的大床。消息传到朝廷，皇帝便掷旨一道，命将“龙床”速送京城。窑工们暗忖：此乃窑塌时偶得，若是送到京城，皇上让再烧制一架，定难办到，那欺君之罪，岂不秧及乡里？便在龙床抬至城南门口时，悄然割断其绳索，将其摔成碎片。柯氏兄弟及窑工们纷纷离家出走，流落他乡，有很多到了景德镇，方有后来中国陶瓷之盛况。摔碎龙床的那条小巷亦由此得名“龙亭街”。这个美丽的传说后来还被编成庐剧《龙床梦》公演。
公元年，仿佛冥冥之中有股魔力，一则水稻亩产四万三千斤的现代神话，借助传播工具，强行将“柯冲”这个信息再次输入千百万人的大脑皮层之中。
古老的柯冲神话是劳动人民用来表达反封建意志的一种方式，是对朝廷的愤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现代柯冲的神话则不过是一场人为的闹剧而已。
柯冲选择不了历史，是历史选择了柯冲。
2、大地万马奔腾，天空群星璀璨
年，新中国刚刚治愈了战争创伤，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地上，到处是一派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景象。
年11月，在莫斯科的苏联纪念10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上。伟人神色庄重地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各选择一个目标，你10年赶上美国，我们15年赶上英国！”自此，“超英赶美”作为嘹亮的号角激励着全中国几万万同胞，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
年5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引自〈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繁昌县当然也不例外。
6月6日，中共繁昌县委召开了委员会议，根据总路线的精神，重新修订了全县工农业生产跃进计划。在农业生产上，要求粮食总产要求比年增长70%。
不久，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又提出了全县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鼓起十足干劲，苦战一年，十年指标完成；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农村贫困和落后面貌；尽一切努力使繁昌在五年内实现“八化”——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工业化、肥料化学化、水利化、绿化、交通运输车马化、捕鱼机帆化。
上述美好蓝图墨迹未干，中国的上空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耀眼夺目的卫星了。
（新华社消息）河南卫星社创小麦亩产斤惊人记录。
（新华社消息）湖北谷城县湾乡先锋社三名青年社员创小麦亩产斤。
（新华社消息）农业生产大跃进第一曲凯歌惊天动地，全国夏粮总产猛增多亿斤。小麦总产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新华社电讯）江西波阳县桂湖农业社收的一丘早稻，亩产斤13两。·····
形势逼人，时不我待。7月21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召集全县各乡镇*委书记、乡镇长、科局长、工矿*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各部长共多人会聚繁昌电影院。会议的特点是既务虚又务实，树立对立面，展开思想交锋，号召社社争放卫星。
一阵热烈的掌声，将专程到会的芜湖地委一位副书记拥到台上：“繁昌今年工农业大跃进的情况总的是好的。发展是快的”。他清了清嗓子后，话锋一转：“但是，在当前形势下，个别乡、社的生产工作搞得还很不好。一些干部和群众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和错误论调，诸如悲观论、条件论、定局论等等，特别是唯条件论，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要人定胜天，当老天爷，当龙王！”
会议开了5天，25日下午闭幕。
事隔6天，即8月1日，《繁昌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早稻卫星，直上九霄〉为题，同时推出三颗卫星：大有乡新塘社仁东队早稻亩产斤；华壁乡红旗社第4生产队早稻亩产斤；杨村乡西湖社24生产队一亩早稻实收斤。
这是繁昌上空最早出现的卫星。
3.但丁说：“谁要是希望人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过的无穷道路，谁就是疯狂。”
这是个艳阳高照的下午。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村头的槐树上不时传来几声枯燥的蝉鸣，在炎热的天气里更增添了几分烦闷。
田埂上一行4人，边走边指指点点。打头的那位中年人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长。他身居要职，地位显赫，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点拔”陪同的繁昌县委领导、地委驻繁昌县东方红三社工作组长兼社*分支潘书记和繁昌报社鲁副主编。
行至柯冲队地界，部长指着一丘稻田问：“这片中稻亩产能收多少？
潘书记虽然年纪不大，但从事农业工作多年，颇有一定经验。他在心里迅速估模一下，最多可收七、八百斤。但话到嘴边，他略一犹豫，壮着胆子报了个数：“斤”。
“太保守了嘛！”部长大人显然不满，“湖北孝感已经放出了1斤的大卫星，河北小麦亩产也达到了多斤。他们那儿有共产*员，我们这里也有共产*员，太阳从他们家门口过，也从我们家门口过，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说到这里，他也许是感到份量不够，又略微提高了声调：“繁昌太稳了！要批判右倾思想。”部长严肃而又肯定地朝三人望了望，“我看这丘田一定能放出大卫星！”
部长走了，留下的是一道浅显而深奥的数学题。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时县委领导们的心境及其思想斗争过程。但是，联系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设身处地地思索一下，即使今天，我对以下发生的事实只能寄予深深的理解。
8月6日，〈繁昌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套红发出第一期号外：五千斤以上卫星飞上九重天。东方红三社龙头队队长戴可胜培养的0.18亩南特号早稻试验田收割后，共获干稻斤，折合亩产斤3两，创造了早稻卫星。
这颗卫星与后来的“四万三”特大卫星相比，份量虽然轻了些，但它却是颇有心计的组织领导者放出的一颗探测性气球。
果然不出所料。卫星上天后，得到了乡、县、地委各级领导的肯定和祝贺。这令始作俑者们颇为得意。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之后，大有乡新塘社连放两颗卫星：第一颗亩产斤，第二颗亩产斤。紧接着，县委试验田里又升起了万斤以上大卫星，一亩中稻亩产斤。
8月13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新华社通稿：湖北麻城县一颗卫星大得出奇，亩产早稻斤。
面对竞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东方红三社的领导们胸有成竹，他们组织全社的男女劳力，冒着牛毛细雨，连夜突击，从铁门、上马、范冲等地将33亩即将成熟的中稻连根拔起，并棵栽到一块田里来，准备发射一颗特大卫星。
这是一出何等荒唐而愚蠢的闹剧啊——除去参加炼钢的人员外，全社所有整半劳力几百人在田野上奔走，有的用筐挑，有的双手抱着稻兜，更有几百名社员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稻把，象在做着中国古老的“击鼓传花”游戏。然而，参加这种游戏的人正在被戏弄。他们没有笑声，没有欢乐，只有雨水混着汗水的极度疲惫。
并棵工作结束后，几十万株蟹*色的稻穗密密匝匝，丝风不透。人们又从上马山林砍来了近千元竹，穿插其间，分两层搭架，使原本耷拉着脑袋的稻穗强打起精神；稻田的四周用粗麻绳圈围起来，看上去崭方四正，犹如一方列阵的士兵，随时准备接受痨的检阅。
8月17日下午，东方红三社的名社员携带着各种收割工具来到卫星田边待命。
下午3时左右，县、乡、社三级领导分别在*团员会议上作了动员，论述了发射特大卫星的重大意义。并宣布了几条纪律，其中着重强调的是“不准随便接受记者采访”。令人不解的是，各级记者也同样接到指示：不准随便采访群众。
日暮西天。约7时半，所有准备参战的干部和社员集体在田头就餐。不少当事人至今还记得，那一顿吃得特别香：冬瓜烧肉。
当晚，尚未通电的柯村卫星田周围亮起了一长串从县城接过来的电灯泡，与稻场上的盏盏汽灯、簇簇篝火交相辉映。县广播站的工作人员也特地扛来了手摇电唱机，《南泥湾》、《大生产》等民歌味十足的旋律在夜空中飘荡。柯冲迎来了自南宋末年以来最热闹的日子。
夜里11点30分，“哐哐——”一阵清脆剌耳的哨音宣布开始收割。如果撇开其它因素不谈，仅就其后来产生的轰动效应而言，这阵哨音绝对可以与当年大*渡江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相媲美。
开镰了。
收割工作选择了黑夜。社员们借助各种照明工具，肩挨着肩，腿碰着腿，紧张地舞着镰刀。割下的稻子小山似地一丘丘地堆在田里，几乎使人无从下脚；32张禾桶“嘭嘭”地响着，似一声声的庆功的礼炮；一百多名社员挑着湿漉漉的稻子演戏般地打着圈儿在稻场上重复过秤，一担稻子当场就可以翻上几番；翌日晌午的稻场上，48架风车“呜呜”地叫着，不知是在引吭高歌还是在颔首哀鸣。
整个收割工作到18日下午7点半结束，接着便是各级各部门领导在三个稻场过秤验收，得出的总数不到4万斤，便又发动正在县里学习的多名小学教师和学生来到田里拾稻穗。尔后，便由有关负责同志“确定”总产量和尾数，做到了细节上的“真实”。19日下午6点半，县委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同志面向西天的落日高声宣布：柯冲队1.03亩中稻实收斤13两，平均亩产斤9两！
至此，“四万三”这个怪胎终于从母体娩出。
写到这里，我想起这样一件事：当我在市图书馆复印查阅的资料时，一位胸前佩有某学院校徽的女大学生眼睛盯着复印件，仿佛看到了“天方夜谭”，口中喃喃说道：“那时的人们一定疯了！”
中篇：红遍天
1、72小时之内，“四万三”特大卫星的消息由电波变成铅字，雪片般地飞往海内外。
年长一些的繁昌人一定还记得，“四万三”卫星发射成功后，龙亭街口新添了一景：跃进门。这是一用木板条和毛竹搭起的框架，远远望去，其外形和皖南歙县一带的牌坊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上面点缀了不少松枝和杂色花朵。“跃进门”两面各书有楹联一副：
东面——今年亩产四万三，来年定要翻一番
西面——踢破地球冲破天，一年等于二十年
8月19日上午，县直机关和有关乡镇共千余人，带着35封贺信和数十面锦旗，敲锣打鼓到现场举行了喜庆丰收大会。会上，东方红三社的领导向与会者详尽地介绍了这颗卫星的“生产工艺”过程。笔者有幸看到了这份“珍贵”的资料，照录如下：
这个史无前例的高额丰产纪录，主要是全体社员在*的正确领导下，拿出了冲天的干劲，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发扬敢干敢说敢创造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结果。他们在技术上打破了常规，大胆的实行改革，紧紧的抓住以下几个增产关键：
1、精选“中农4号”品种，培育壮秧。在播种时采取粒选，并用盐酸长汞浸种；栽秧时选壮苗，挑选栽秧能手进行栽插。
2、实行深耕细作。这块田在去冬用铁锹深挖一尺多深，今春又套犁3次，耙4、耖3。
3、采取1*1密植。每亩40万棵左右、每棵20根，当秧苗发棵时，进行查棵补苗，到达全苗，在抽穗时稻苗一棵紧紧靠一棵，连蛇头都钻不进去。成熟时每穗有粒上下。
4、施足基肥，合理追肥。这块田施塘泥担，菜籽饼斤，骨粉斤、颗粒肥料多斤，用硫酸铵斤打耖口，做到分层施肥，并采用低层施缓肥、浮面施速效肥。在追肥时采用看苗追肥、块块补肥的办法，还追施发棵肥人畜粪担，孕穗肥草木灰1斤，追穗肥人造尿担，过磷酸钙15斤。
5、及时除草，自秧栽下后到圆杆时用手抓草两次，代替耘田。
6、大力防治病虫害。在6月上旬发生二化螟虫害，随即喷洒3次5%可湿性“”农药，保证了旺苗。
7、战胜干旱。这块田自栽后，有百天未下透雨，社员和干旱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河里挑水浇灌，保证了稻田湿润，在稻穗露筒和灌浆时保持田里有半寸多水。抽穗到收割时用喷雾器实行人工降雨，并每隔2、3天掺2斤肥田粉和5斤过磷酸钙喷洒作追肥。
8、搭架透风，防止倒伏。在稻子孕穗时，每隔2市尺用竹杆搭成正方形的架子。
上述精心构思的文字，用缜密的逻辑思维为违反自然规律的伪科学涂上科学的脂粉，后来大段大段地被全国各家报纸摘登。限于篇幅，这里仅引录有关报刊标题，供读者诸君一品。
《繁昌报》8月21日“号外”第5号：引题：大卫星冲上九霄，震全球吓破敌胆。正题：东方红三社首创四万斤以上丰产奇迹。
《芜湖日报》8月21日第1版：引题：繁昌县放出一颗中稻特大“卫星”。正题：亩产四万三千零七十五斤
《安徽日报》8月22日头版头条：引题：东方红三社升起红色大“卫星”。正题：一亩三厘中稻四万三千斤。
《人民日报》8月22日第1版：引题：东方红、红遍天。正题：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
《安徽日报》还配发了省地县三位报社记者鲁永琦、翁俊和鲁世荣采写的通讯《发射中稻大卫星纪实》和照片；〈人民日报〉配发了“短评”
繁昌的知名度大增。
那几天，在全国报纸上出现露面频率最高的县名，恐怕非繁昌莫属。一位去上海出差的东方红三社的负责人穿着印有“繁昌县东方红三社”字样的汗衫在南京路上蹓跶，顿时成为“新闻人物”，被人们团团围住，慌得他夺路而逃。以后换了衣服才敢悠然地徜徉于上海滩。
2.郭沫若的赞美诗以及更正；彼埃尔.拉辛先生的困惑
北京。长安街车水马龙，人潮如涌。
一位眉清目秀、步履匆匆的中年女同志来到公共汽车站牌下，准备赶赴机场，去浙江诸县某人民公社采访。她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社记者许以。也许是有点着急了吧，她踱到站牌附近的阅报栏前，一目十行地浏览着报纸。蓦地，她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繁昌“四万三”的消息，职业的敏感使她感到这是条“活鱼”。便立即决定改变行程，直飞南京，赶赴繁昌采访。
然而她失望了。在柯冲，许以在冒雨查看卫星田、听取乡社领导介绍后，脸上兴奋的表情逐渐冷却，记者所特有的敏锐洞察力，使她发现了点什么。在招待所里，她悻悻地对县报社记者吐了六个字：“没什么可写的”。尔后，便匆匆离开了繁昌。
岂止许以空手而归。素有“*中大才子”之称的作家刘伯羽和女散文家菡子在参观东方红三社后，亦未在著作中留下片言只语。
饮誉诗坛的大诗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因无暇亲自赴繁昌，凭着诗人特有的激情和冲动，在长诗《跨上火箭篇》中第3节提到了繁昌“四万三”。这首诗发表在年9月2日《人民日报》第8版：
不见早稻三万六，
又传中稻四万三；
繁昌不愧叫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
作为一种荣耀，这首诗在繁昌广为流传。柯冲村民组的一位老农民在我采访时竟能脱口诵出，一字不差。或许是郭老的诗刺激了麻城县，该诗见报两天后，麻城县又放出中稻亩产50斤特大卫星。正在长春开会的郭老得知后，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9月9日该报以《笔和现实》为题全文发表。郭老要求将诗句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
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惊人产量次第传。
他惊叹：“这确实证明，我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四万三”的影响迅速波及海外。
一辆半旧的美式吉普车在山海关至*山的国道芜（湖）青（阳）公路段上急驰。车内的气氛拘谨的。
驾驶员老方在机关素以风趣幽默的“乐天派”而知名。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他就是一边哼着家乡浮山的耘田秧歌，一边躲过敌人的炮火，将弹药送上了前线。然而今天他却轻松不起来。身边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弋永坤脸上的表情也庄重而严肃。此刻，他们正执行着一次特殊的任务——专程护送前来东方红三社采访的法国驻华记者彼埃尔·拉辛先生赴芜湖下榻铁山宾馆。
拉辛先生在车上一边用微型打字机拟草新闻稿，一边用只有他自己听懂的英语嘀嘀咕咕：“Itisovermyimagineatall”,见无人答话，便欠了欠身，望着弋副主任，操一口流利的汉语说道：“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的，这位来自莫里哀故乡、熟读荷马和莎士比亚的法国记者，曾经陶醉于古希腊神话田园的新奇和浪漫，如今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在吟唱田园牧歌的同时创造的现代神话面前，只剩下目瞪口呆的份儿了。
弋副主任的身心都很累了。一个多月来，他参与接待了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甘肃、南京等省市自治区蜂拥而来的参观团共0多人次。“内宾”倒好对付，感到头痛的是接待外宾，诸如印度的留学生曼得宾，新西兰专家麦克尔.斯特洛、越南友人阮枢纽等，都来不得半点闪失。此刻，他正处于两难之境。一方面，他对“四万三”的底细了若指掌，但有口难言；另一方面，他更深知此刻言语的份量，为了不使繁昌、安徽乃至全中国人民声援中东人民打击美英帝国主义的这发重型炮弹的威力受到影响，他只好默不作声。偶然与拉辛先生对话，也每每“王顾左右而言他”。
3.伟人在繁昌人民的家门口停下了他的脚步
年9月16日，伟人到达合肥，开始了他对安徽的历史性视察。
9月19日，到达芜湖，下榻铁山宾馆。
“要来繁昌了！”
“要视察东方红三社了！”
似真似假的消息象一只欢乐的喜鹊，随着初秋凉爽的清风，拂去了残存在人们心头的暑热，传遍了繁昌县的山山岭岭、村村社社。
对几十万繁昌人来说，能够受到忠心爱戴的伟人的接见，只能是一种奢望。可如今，渴望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怎能不令勤劳淳朴的繁昌人民欢呼雀跃、翘首以待呢！
那几天，几乎所有的机关电位、工厂、商店以及家家户户都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打扫卫生，县直单位*组织有计划地将当时内定为*治上不可靠的工作人员组织到离县城较远的农村劳动锻炼；县公安、民*等部门抽调专门力量，将城内所有乞讨者、精神病患者集中起来，严加管理。并在麻桥、鲁港等地设卡，堵截外地盲流进入繁昌。有些公社性急的领导已抽调了许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公路上日夜值班，以确保伟人一行安全。
东方红三社的干部群众更是一片忙碌。全社近千名劳力和妇女儿童挥镐上阵，从东门筑了一条简易公路，全长约两华里，直达柯冲生产队“四万三”卫星田。并在龙亭街口修建了一个大型停车场。工地上几十面彩旗迎风招展，劳动号子声、夯歌此起彼落、韵味悠扬。为防止发生意外，社员们在筑路的同时、沿埂打下几百根木桩，用粗铁丝护牢。诚挚之情，可见一斑。
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柯冲生产队的老农民们至今谈起来，仍然滔滔不绝，幸福的感受溢于言表。
然而，不知是由于误传还是其他原因，伟人在距柯冲42公里的地方停下了他的脚步。尽管繁昌人民仿佛已经听到了他那伟大心脏的隆隆跳动声。
这，不知是繁昌人民的不幸，还是“四万三”的幸运？
下篇：寻访卫星的残骸
1、五十年代的直率与坦荡，印证了泰戈尔老人的哲理
多年后的一天，当我踏着县委办公楼前的石板甬道上焦*的水杉枯叶，从县档案馆的库房一隅抱回30年前出版的28册《繁昌报》合订本时，将轰轰烈烈的年，将那个灼热的夏季的繁昌放到了案头。
《繁昌报》作为一个信息载体，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粗略地记录了这样一组数字：《繁昌报》年6月创刊，1年1月底停刊。共出版期，其中刊载与放卫星有关的号外、消息、通讯、照片的报纸共有46期，占1/10。也就是说，《繁昌报》记载了“四万三”这个怪胎孕育、分娩乃至成长情况的全过程。
一张张《繁昌报》如一个个历史的路标，引导我逐一叩响了当年熟知“四万三”卫星情况的老同志们寓所的门环。
弋永坤（原繁昌县委办副主任）：关于“四万三”卫星的发射，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事出有因，后有背景”。年初秋时，芜湖地委组织各县分管农业的书记去湖北孝感参观，繁昌是许春波同志去的。他回来后，向县委第一书记宋惠林、县长耿田等同志汇报了孝感水稻将几十亩稻子并棵移栽，创亩产00多斤的情况，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科学措施，而是打击美英帝国主义需要。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作为一项*治任务向基层作了口头传达。时隔不久，地委驻东方红三社工作组长兼分支书记潘德品打电话通知县委，说他们准备放卫星，并说是经过地委领导同意的。县委领导们心中无底，顾虑颇大。几经请示，得到的答复仍是“*治需要”几个字。宋惠林同志皱着眉头向地委表态：1、由地委派人来监打监收；2、介绍情况由地委工作组负责；3、繁昌只负责接待参观人员的生活安排。随后，“四万三”就被吹上了天。
潘铸正（原县委办秘书）：严格地说：“四万三”不是繁昌县委搞的。年初，县委报告中提到为全县粮食亩产斤而奋斗，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在大跃进的气候下，全国都在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级层层压指标，根据产量插红旗、拔白旗，导致了“浮夸风”盛行。听说地委工作组要放特大卫星，当时县委领导都感到很突然，很担忧。考虑到*治意义，后来只得硬着头皮祝贺。现在反思起来，“四万三”是一个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典型的干部任期“*绩”的“短期行为”。
向荣年（原地委驻东方红三社工作组成员）：我们地委工作组是年春季进驻东方红三社的。一共有3人。潘德品任组长，我和程行易为成员。他们二人都先后辞世。作为工作组唯一活着的人，我有责任将“四万三”卫星的情况讲出来，以告诫后人。……卫星上天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专家将柯冲田的土带回去研究。南京*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率领部队指战员在参观了卫星田后，还在春谷饭店宴请了我们地委的工作组成员。这位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将*受到了蒙骗，尤其令人不安。
徐法满（原东方红三社社长）：东方红三社辖现在的环城乡犯冲、铁门、上马3个村，当时的粮食产量在全县是数的上的。由于交通方便，紧靠县城，柯冲队被选作卫星田，卷入了“浮夸风”。“四万三”式的浮夸对经济建设、*治决策以及人民生活的危害极大，教训是深刻的。
范华贵（原团县委组织部长）：放卫星时，我和县委办、妇联等单位的同志参加了监打监收，由于忙不过来，称稻时只好两头称一头。有的重复称。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可刚刚经历过反右，思想束缚得很紧，谁也不敢说。
刘礼发（原东方红三社后对队长）：当年，我领着全队的劳力参加了“四万三”卫星的并棵、收割工作。收割那天夜里非常热闹，几十张禾桶打得嘭嘭响，到天亮时看看割了一夜，田里的稻子好象还没动。30多亩稻子被移过来并棵后，由于密不透风，稻子都芽了，损失可不小哇！“浮夸风”真是害死人。
*应龙（原东方红三社分支监察委员）：那时候，弄虚作假得宠，谁说真话挨批。我就因为说了句“你们这样搞下去，看将来吃什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到三华山省铜矿工地劳动改造，关了一年零48天。全社共批斗了80多人。
“四万三”作为专用名词，在繁昌县已成为浮夸、虚报的代用语。铁门村的*支部书记刘思能告诉我，铁门小学的教师在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四万三”这个生动的事例已成为教育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反面教材，这倒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为了采写这篇报告文学，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接触数十名老领导、老同志。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言谈是那样的随和，目光是那样的坦诚，自责是那样的真挚。我采访前的种种顾虑亦随之冰释。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如果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时，那么，真理也就被关在外面了。”当我准备写下采访老同志的心得时，顿时觉得，五十年代的直率与坦荡，不时闪耀出真理的火花，这正好印证了泰戈尔老人真理般的箴言。
从报纸上了解“四万三”卫星消息的人，一定都不会忘记一张照片，一位端庄秀丽的少女盘腿抱臂坐在密密匝匝的稻穗上，坦然而又纯真地向每一位读者微笑着。我敢说，凡是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会和我一样认为，这笑容，绝对不会比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逊色。
这张照片，上世纪50年代末曾发表在《人民画报》和莫斯科《真理报》上，国内外媒体纷纷转载，轰动一时。30多年后的年夏天，电视片《河殇》的编导们又从故纸堆里将这张照片搬上荧屏，使它在一个晕晕月夜蓦然出现在亿万电视观众的面前，成为他们用于佐证“*土地文化”的愚昧落后的口实，借而宣扬所谓的“蔚蓝色文明”。这也许是令当时照片的拍摄者所始料而未及的。
为了找到这张照片，我曾两去芜湖市图书馆资料室而未能如愿，只好写信去南京陆*指挥学院学报室，请我的战友赵克帮助在南京图书馆查找。时隔不久，这位热心的少校编辑将照片翻拍冲印寄来，使它得以再一次与读者见面。
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了这位昔日的少女、而今已年近半百的农妇——彭可秀。
想起那次会面，我的内心一直有股负疚之感。
那天午饭后，彭可秀接到村干部托人带的口信，步行了三、四华里，冒着霏霏细雨向村部走来。灰蒙蒙天空下的田野上，她踽踽而行。萧瑟的秋风不时地撩起她那过早花白的鬓发，让人感到岁月风霜的无情。见面后稍事寒暄，我歉疚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她眼角密密的皱纹上，一丝不安涌上心头：历史的犁尖在她心田上留下的痕迹抚平了么？沐风栉雨而来的母亲会讳及当年做姑娘的天真么？
“四万三”的话题，勾起了她的回忆。
“放卫星的那天夜里，我参加了割稻，田里人挨人，脚挤脚，割得吃力得很。我那时年轻，活泼爱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实在太累了，就放下镰刀，一边按住小姐妹的肩膀，顺势跃上了稻穗。因田里并棵的稻子太密，就象坐在厚厚的草堆上一样。这时有人喊记者照像，我高兴的笑了起来。没想到后来上了报纸。什么，上了电视？噢，我没看到，第二天我亲家告诉了我。”
彭可秀以那种中年人特有的成熟口吻娓娓地给我讲述着，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仿佛回到了那跳荡着青春节奏的18岁。
如今，彭可秀以及我当年采访过的老领导大都已经作古，融入了这块他们曾经洒下汗水的土地。曾经的“卫星田”也已经了无痕迹，和许多普普通通的土地一样，普通得就象密林丛中的一片树叶。或许是今天的土地承包者不愿想起那荒唐的往事，这块田里栽种的是莲藕。荷田里枯*的梗叶告诉人们，这里虽然有过蛙鼓阵阵、芙蕖飘香的日子，但也曾经饱受过雪霜的侵袭，风雨的摧折。莫非，从耕耘到收获都必然要经历这一番痛苦的洗礼么？
是的，我们的共和国在经历了几度风雨之后，已经迎来了新的时代。柯冲的“卫星”田，也从浪漫而荒谬的神话中走出，摆脱了愚昧与疯狂，步入了丰收和成熟！
尾声
写完此文，正欲搁笔，我想起了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坚纽斯。坚纽斯头颅的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面。一面明察过去，以记取历史的教训；一面展望未来，给人以美好的憧憬。惟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坚纽斯未能庇护住一度繁荣强盛的罗马帝国，留下一片断壁残垣。是的，人们如果无视脚下踏踏实实的现在，纵然对过去了若指掌，对未来明察秋毫，可这种貌似高明的求索又于社会和个人何益？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奔流不息，我们惟有鉴古知今，以史资*，知耻而后勇，方能逐梦起航，踏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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