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医院哪家专业 http://www.kstejiao.com/早在年,《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年版)一书就专辟“交涉之争持”一节,高度评价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对外交涉。尤其是教案办理问题上,张继煦将张之洞的办案方法总结为“或严办首犯,或赔偿,皆略示让步,无争驳之点”(湖北通志馆年版,第页),认为这体现出张之洞以保主权、守条约、卫人民为主旨的外交原则。
从维护国体和人民利益的角度看,张之洞处理教案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同年,王文杰著《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协和大学出版社,年版)一书,也从严惩凶犯、拒绝惩罚地方官员和赔恤等多方面,对张之洞查办武穴、宜昌和麻城教案的情况做简单介绍。
20世纪50—70年代,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相关论文对张之洞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如《近代尊孔卖国的典型——张之洞》一文就严厉批判了张之洞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涉教政策,“对于冲击他的帝国主义主子的反洋教士运动和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张之洞更是直接勾结帝国主义,疯狂地进行镇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年第C1期,第57页)再如孙桂芝、吴戌文《一个尊孔卖国的黑标本——略评张之洞的劝学篇》(《山东师院(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该文认为张之洞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依据其“欲防外侮,必先清内匪”的卖国逻辑和“侵略有理、卖国有理、反帝有罪”的思想,残酷镇压东南各省人民的反洋教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张之洞办理教案与反洋教运动的研究可谓浩繁,迄今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冯天瑜、何晓明所著《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认为张之洞的教案政策是以其“御列强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的外交思想为基本出发点,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
考虑到晚清国力日益衰微的现实,张之洞教案政策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保障属下人民的权益,这“体现了一个正直官僚的爱国立场与守土护民的责任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近代面对外来势力入侵时的无奈与反抗。值得注意的是,周孟雷《张之洞与近代反洋教运动》(河南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张之洞的涉教事务。该文将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前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义和团运动三个时间段,对待民众反洋教运动的态度以及处理教案的对策仔细分析,梳理出张之洞从保民抑教到保教抑会党再到镇压义和团的蜕变。
周孟雷《张之洞教案政策探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探析了张之洞在地方督抚任上所形成的教案政策,可概括为“遵守条约,保护洋教、镇压反洋教斗争”和“按律照约,维护主权、保护人民利益”。宁宁的《论张之洞外交思想》(安徽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从张之洞的外交思想出发,认为张之洞处理教案的实践反映其“舍理而言势”的外交思想,即从保民抑教逐步转变为以护教为主。
通过周汉反洋教斗争、临湘教案、衡州教案和辰州教案等具体案例,指出《辛丑条件》的签订是张之洞在教案问题上产生蜕变的关键点——前期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后期严惩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另外,吴剑杰《张之洞与晚清教案——以湖北教案为中心》(《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第0期)通过考察张之洞与晚清湖北教案的关系,认为张之洞在办理教案不仅在“就案议结,不许案外要索”宗旨的指导下尽量做到公正持平,还逐步形成自己的教案观,可谓是晚清政府难得的办理教案之能员。总的来说,学界有关张之洞办理教案与反洋教运动的研究论著基本分为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阶段研究三类,探讨张之洞对教案与反洋教运动的因应与考量。
第一,个案研究。张之洞在地方督抚任上处理过诸多教案和反洋教案件,比如武穴教案、宜昌教案、周汉反洋教斗争、宜昌教案、施南教案、衡州教案、辰州教案、南昌教案等等。因此针对张之洞办理的涉教案件的个案研究不在少数。如涉及周汉反洋教案的有刘泱泱《周汉反洋教案述论》(《益阳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董能的《法律视角下的周汉反教案》(华东政法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对于张之洞在周汉反洋教一案中拖延审判、消极办理的表现,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张之洞需要顾及周汉身后两湖地区士绅的排外、反教情绪。
涉及宜昌教案的有常城《偶然突发还是蓄意密谋: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成因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该文认为张之洞在处理该案时为了推卸责任和保护部下而掩盖了真实案请,通过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官员在该案处理中的表现,反映晚清地方统治的失控与社会矛盾之尖锐。涉及衡州教案的有刘泱泱《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湖南衡州教案》(《求索》,年第1期),以及何永涛的《张之洞与衡阳教案》(《绥化学院学报》,年第6期)。
何文从张之洞处理教案的思想基础、张之洞与驻外使节和湖南地方官吏的交涉这两方面出发,认为张之洞向英、法领事妥协,要求地方官员速结教案,都是为了维持东南互保的局势。《年‘南昌教案’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年第2期),以及杨雄威的《‘独其一死可塞责’——江召棠之死与清末南昌教案》(《史林》,年第6期)。杨文以南昌教案这一具体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案发后中法两国的外交博弈,以及清政府中央与地方、封疆大吏以及地方大小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晚清政局的复杂与微妙。
第二,区域研究。如涉及山西的有张瑜《清末教案的法律分析》(西南政法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该文介绍了在教案地方化和山西民教纠纷频繁的背景下,张之洞迎合清政府将教案由地方政府办理的趋势,在山西设立教案局办理教案的过程、方法及效果。
涉及两广地区的有林广荣《晚清广东教案新探》(暨南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唐上意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光辉一页──张之洞三拒法领事之妄索》(《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年第1期),以及赵树好的《基督教会与中法战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等文。学界普遍认为,张之洞主政两广期间,处理教案问题可谓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一面注意保护民教双方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外国领事、传教士和教民的不法行为和无理要求,值得褒奖。
值得注意的是,就张之洞在中法战争期间有无切实保护传教士、禁止民众反教活动这一问题,赵树好以同时期广东爆发大量教案为依据,提出了不同看法——张之洞实际上并没有落实其宣扬的保教措施,与之相反,他放任民间反洋教斗争,想趁战争之机将基督教势力逐出其辖区。
涉及两湖地区的有萧致治、萧莉《19世纪的湖北教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年第3期),田锡富《张之洞与近代湖北教案》(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以及吴剑杰《张之洞与晚清教案——以湖北教案为中心》(《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第0期)等文。
值得注意的是,刘元《晚清湖北教案研究:-年——以官绅民为中心的考察》(人民出版社,年版)专辟“张之洞的教案政策”一节,介绍了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对湖北地区反洋教斗争、打教风潮和教案的处置。刘元指出,张之洞在办理教案时力求公正持平,设法平衡外国公使领事、中央总署、治下各级官员和民众等多方面势力,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民教矛盾、维持地方秩序,但也给张之洞对湖北的治理与改革创造了非常多的麻烦与阻碍。
第三,阶段研究。学界对张之洞办理教案与反洋教运动的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法战争、长江教案和庚辛年间这三个时间段,主要探析了张之洞在不同时期的教务政策和教案思想。涉及中法战争前后的如唐上意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光辉一页──张之洞三拒法领事之妄索》(《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年第1期),该文将张之洞在两广教案交涉中的具体举措概括为打击法国天主教势力的侵略、拒绝法国领事的讹索,以及抵制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将之高度评价为“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光辉一页”。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年第1期。第65页);又如林明星《徘徊于‘护教’与‘排教’之间——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对教会的矛盾多变态度探析》(《文教资料》,第24期),该文通过分析张之洞徘徊于“护教”与“排教”之间的复杂态度,认为张之洞的教务观在中法战争期间已由激进开始转变为理性,并且开始探索平衡清廷、教会和民族三方利益的处理教务的方式。涉及长江教案兴盛期的如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年版),其中,刘平的《张之洞传》(兰州大学出版社,年版)为考察张之洞督鄂与暂署两江时期的政治活动,专列“张之洞与长江各地教案”一节。
结言
此外,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张之洞在《辛丑条约》开议后曾致力于与西方各国议订管制教会章程,以求更有效地管理基督教、平息教案。如李维纽斯的《义和团运动与在华基督教会》(齐鲁书社,年版)论述了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政府制定有关教会的新政策及外国政府的反应,其中提及张之洞曾计划制定出一份管理德国在华教会条款。又如李期耀《二十世纪初中外教会交涉》(湖南师范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在考察20世纪初中国政府的教案交涉策略时,亦专门论述了张之洞参与中英、中美商约谈判中的涉教条款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