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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了一件国共秘密斗争中的大事件，这就是有名的“顾顺章叛变案”。这一事件是陈立夫中统特工系统在与中共斗争中取得的一次大收获。但由于周恩来等人的沉着应对，终于使其对中共及其革命事业的危害降到了最低点。
1、徐恩增与陈立夫的交情
徐恩曾，字可均。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双林镇。徐父经营商业并兼出租土地，早亡。徐与陈果夫、陈立夫为远房表兄弟。徐有兄弟三人和一个姐姐，由在北京任职的长兄徐恩源供给两个兄弟读书。徐恩曾幼读私塾，后入本镇小学，年高小毕业，至吴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徐记忆力强，读书用功，年夏，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由南洋公学改称)电机工程科。
年夏，徐在上海交通大学(由上海工专改称)毕业，自费至美国人西屋工厂实习，后入卡奈奇工学院读工厂管理。年秋，徐与陈立夫在旧金山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同时加入国民党。年，徐获硕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市自来水厂任工程师。
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并代理部长职务。陈果夫掌握组织部大权后，在组织部成立了调查科，由陈立夫任科长。这就是国民党“中统”的前身，而陈立夫正是中统的创始人。
年，二陈认为在国民党内部排斥异己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便将工作重心转到“对付共产党”上来，于是在调查科内增设一个“特务组”，负责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以及机密的情报搜集等。
同时，蒋介石将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约20人派往调查科工作。这些人员不在调查科的正式编制之内，也不在中央党部内办公，而是在南京中山东路与中央饭店紧邻的一栋二层楼内办公，专搞秘密特务活动。
年，陈立夫责成徐恩曾秘密成立“特工总部”，以扩大特务组织，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号瞻园内。特工总部是在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特工总部”的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的名义，指挥其所属活动用的也是化名、代号。特工总部的大门没有悬挂任何招牌，但在门房则经常坐有七八个彪形大汉，外人非经通报许可，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是以陈立夫一派为中心来开展的，其重点是对付以中国共产党为重点的政治反对派，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中共进行了秘密战线上的激烈斗争。此时，戴笠一派组织的羽毛尚未丰满，在特工战线上的作用仍是蓄势待发，但其与陈立夫特务系统的竞争之势则已初见端倪。
2、钱壮飞如何获取徐恩增信任?
年冬，在陈立夫的安排下，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时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
钱壮飞，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原籍浙江吴兴，年出生。早年曾就读湖州中学。徐恩曾亦是浙江吴兴人，且上过湖州中学，这样，钱与徐恩曾算得上是同乡加同学。钱壮飞后来考入北京医专，毕业后在北京挂牌行医，不医院医院当医生。
年8月间，钱壮飞奉党组织指示，考进由徐恩曾幕后主持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有意向国民党的秘密机构靠拢。不久，徐恩曾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台长身份兼任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依靠同乡加同学的面子，凭借超人的才华，渐得徐恩曾器重，很快成为他的私人秘书。他才华横溢，不仅懂得医道，还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
年4月，李大钊等著名共产党人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钱壮飞见北京不能容身，只好避到上海。年7月，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中共法南区法租界街道支部（该支部书记是张沈川，后成为中共首位电讯报务人员）。不久，他出于寻找掩护职业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报考了上海无线电训练班。
年春天，陈立夫指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携带钱壮飞前往，并为钱壮飞在浙江省教育厅挂了一个秘书的头衔。钱壮飞工作勤恳，把这次博览会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孔祥熙闻讯后，亦特地赶到杭州西湖参观，赞不绝口。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赏识和信任。
徐恩曾之所以选中钱壮飞做自己的秘书笔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本人有在人前羞于启齿的“两怕”：一怕写字，二怕写文章。一次，中国工程师学会刊用他的一篇文章，出版时竟将徐恩曾三字错印成了“徐思予”，这是因为徐的书法太蹩脚被人认错字所致，徐恩曾为掩饰此事，索性将错就错，将“徐思予”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徐恩曾既然出掌党务调查科，写字和作文肯定是难免的，有钱壮飞代劳，省了他不少气力，这也是他器重和信任钱壮飞的一个原因。
3、龙潭三杰之首的钱壮飞
当时，为便于指挥派驻各地的特务活动，徐恩曾特意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设立了无线电秘密电台。钱壮飞遂借此机会，首先将中共党员胡底安插进来。
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他早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即与钱壮飞相识，毕业后就住在钱家。胡底于年加入中共，翌年进入北京光华影片公司当演员。年他与钱壮飞一起由北京避至上海。年夏，又一起加入中共法南区法租界支部，后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不久，被敌人侦知，遂于年夏逃往南京钱壮飞处隐居。
钱壮飞先是在南京丹凤街，以社会人士的名义创办了一家“民智通讯社”，由他本人挂名负责，实际由胡底主持全部工作。不久，他又将胡底调往天津，在日租界秋山街5号创办了“长城通讯社”。年秋，胡底又在天津开设了通讯分台。与此同时，钱壮飞又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设立“长江通讯社”，作为整套无线电情报机构（包括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指挥机关。
为便于通讯，徐恩曾亲自动手研制了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型发报机，并投入使用。此后，由调查科派到武汉、南昌、广州等地的特派员，都使用这种小型发报机，直接同“长江通讯社”的秘密电台进行联络。
当时，在党务调查科，大凡送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要先经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之后，调查科的特务所搜集到的有关共产党方面的文件，也都汇总到钱壮飞手里，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个戳，就列入收藏完毕。这样，钱壮飞既掌握了调查科的许多机密，又避免了党的信息被敌人利用。接着，钱壮飞又要胡底推荐地下党同志相机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胡底推荐了他的安徽老乡，早在芜湖进行革命斗争时就相识的李克农。
李克农时任中共沪东区宣传委员，常进出上海文化机关，与胡底熟悉。
不久，胡底专程到上海找到了李克农，说明了钱壮飞的意思。当时，李克农已进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胡底尚不知道。李克农随即向中共特科负责人陈赓汇报了这一情况。本来，中共中央已极为重视钱壮飞在敌人内部所取得的地位，听取陈赓的报告后，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立即批准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情报系统内的工作。陈赓当即指示李克农前往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报名应考。
当时应考科目共有三门，分别为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命题作文。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曾到上海找党组织，在喝葱花、酱油兑开水的“三鲜汤”度日的时期，他与进步作家阿英等人从事文艺工作，写过小说和剧本，故其文史知识底子厚，加之才思敏捷，这三门科目，李克农均考得很好。特别是命题作文字迹清秀，颇有文采，得到考官赏识。张榜时，他顺利地被录取了。
李克农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后，经钱壮飞鼎力推荐，很快就担任了电务股长，同时兼广播新闻编辑。李克农在上海东方旅社常年包了一个房间，名义上是为便于搜集“新闻”材料，实际上却成了钱壮飞从南京送递情报到上海党中央的联络点。
此后，南京送来的情报都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再由陈赓转交中央。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按照党的组织纪律，他们当时都直接接受陈赓的领导。
因此在中共党史上，他们三人被誉为中共早期潜伏在敌营内部的“龙潭三杰”。
3、主动请缨大获徐恩增赞赏
年4月，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急于搞到东北军张学良立场动态的情报，以防他加入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阵营。过去蒋介石也曾派人到东北去搜集情报，但都被日本人破获了。钱壮飞经秘密请示陈赓同意后，主动向徐恩曾请缨赴命。
徐恩曾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既然钱壮飞主动要求，他立即批准。钱壮飞遂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谍报小组去沈阳活动。陈赓向上级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派陈赓与他们一同前往。
于是，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顺便巡视了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带回了许多机密情报。为了应付蒋介石，钱壮飞回到上海后，同李克农一起，搜集报纸上的消息，再加上一些听闻情报，写成一份四万余字的调查材料。徐恩曾看后，连声称道。
陈立夫重用徐恩曾掌管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徐恩曾对其内部组织及其活动进行了改革，他依靠采访股张冲与机要秘书钱壮飞，系统地引用了苏联秘密组织“契卡”的一整套训练与工作方法，并参考了日本特工“特高科”的经验，对手下特务们进行了比较专业的训练，在组织系统上则按科组实行科长与总干事负责制，基层人员分为干事与助理干事，分别外派各地区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徐恩曾又批准张冲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特工特派员制度，向国内各大城市派出常驻人员，工作重点是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4、中央特科
自年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国民党在南京、武汉等地先后发动反共清党，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暴力对付共产党，残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共党员，而中共也被迫还击，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广州起义。但国共实力的差距，使中共不得不在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在上海隐蔽下来，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地下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下，建立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开展对付国民党的秘密工作。
在中央特科内，设立了四科：
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财政、交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
其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他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其工作性质就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二科为情报科，其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
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并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主持情报、侦察、反间谍等工作。
三科为行动科，顾顺章任科长，由曾在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特工技术的专门人才和上海工会的骨干力量，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地下行动武装，称为“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从事刺杀敌方要人及惩办中共叛徒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武装利器。
四科为交通科，负责交通电讯联络工作，并培训党中央的报务人员。
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特别重视中央特科的工作，于年4月前后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人员。训练班每期二十天，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作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作了仔细讲解。由此，中共中央的保卫组织初具规模。
5、钱壮飞何以逃脱？
年3月，中共中央安排张国焘、陈昌浩等领导人去鄂豫皖苏区，顾顺章担负了护送的任务。在圆满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在返程途中，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在武汉逗留，并公开进行魔术表演，不料被国民党中统调查科派往武汉的特派员觅得了行踪。
年4月25日，中统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控制下的中共叛徒尤崇新，在武汉江汉关轮渡码头，偶然发现了顾顺章，随即将他逮捕。当晚，顾顺章要求见蔡孟坚，供出了自己的身份，并自认为中共要人、特工主管，要求与蒋介石见面，他同时要蔡不向徐恩曾报告，以免泄密，但他又不肯说出钱壮飞的姓名，以为奇货可居。
蔡孟坚在中统内部有“铲共专家”的称号，曾组织破坏过中共汉口地下党机关，脾气较大。他在试探性要顾说出在武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并加以捕获之后，相信了顾顺章的话，在请示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后，他们决定从水路将顾顺章押解南京。
为抢先报功，他们没有听从顾顺章的劝告，于25日晚连发六封急电向陈立夫和徐恩曾报告了捕获顾顺章及其已经自首的情况，还注明不要让徐身边的人知道此事。
恰逢周末，徐恩曾离开了办公室，并将随身的密码本也交给了机要秘书钱壮飞。当钱译出全部的电稿后，不免大吃一惊，在排除了中统对他实行考验的可能性后，钱壮飞立即作出了终止潜伏向中共中央报警的决定。
他迅速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派他的女婿、交通员刘杞夫火速前往上海，向李克农报告事件，请中央立即采取对策。二是给在南京的地下党发出警报，要他们撤离，同时用暗语电报通知天津潜伏于中统的胡底等人应变。三是他决定自己次日一早也撤往上海，再次向党中央报警，临行前留下一封给徐恩曾的信，以揭露其为非作歹行为为要挟，警告徐不准对他的子女家人下毒手。
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按照陈立夫的指令，解往中山东路中统的秘密机关，但顾顺章立即认出这是中共的“驻京办事处”，并说出了钱壮飞潜伏于此的真情，使得陪押他的蔡孟坚大吃一惊，知道事情不妙，立即报告给陈立夫与徐恩曾。
但事已无可挽回。据当时参与此事的中统特务张国栋回忆说：
“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数小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突然失踪了，当时我们看得出，开始，徐表现得很紧张……他来到调查科与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悄悄说上几句话，便又匆匆忙忙地离去。在发现钱壮飞失踪后，徐十分紧张，简直到了惊恐的程度。”
他立即派出特务四处搜捕，但一无所获，只在钱宅找到了其年迈的母亲，鉴于钱壮飞的警告，徐恩曾也不敢加害其母。
蔡孟坚押解顾顺章到南京后，陈立夫与徐恩曾得知蒋介石要接见二人，便立即布置，派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张道藩赶去蒋的官邸，抢在前面警告蔡、顾二人不许向蒋介石透露有关钱壮飞情况，这一举动，使得陈、徐二人开脱了自己的责任，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也为钱壮飞出逃提供了宝贵时间。蒋介石在见蔡、顾时，并未对顾顺章表示出多少热情，只是说其“归顺中央，甚好”，要其“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为国效力”。随后，蒋又单独召见蔡孟坚，询问了此案的有关情况，嘱咐对顾要好好运用。蔡孟坚顾忌到陈立夫与蒋的关系及与他的交情，没敢对蒋说明钱壮飞之事。
当天，徐恩曾趁蔡孟坚见蒋之机，带人将顾顺章从中山东路秘密住处劫走，控制在自己手下。钱壮飞的这一系列行动，有效地遏制了徐恩曾的行动，减低了顾顺章投蒋所造成的危害，在根本上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因此改变了事件的结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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